杨运成:参透PE本原和并购策略

2016-11-03 12:06 互联网金融 来源:思达派 查看原文

  “我非常关注十四部委联合代拟的《国务院关于促进创业投资发展的若干意见》,刘主任这次讲话,把创投基金和并购基金做了正本清源,是非常科学的见解。”

  说出上面这番话的人,是中国企业家博士俱乐部副主席、北京云乐智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杨运成博士。他提到的讲话,来自2016年7月21日举办的第三届中国新三板高峰论坛。当时,主管部门专家——中国证监会私募基金监管部副主任刘健钧博士作了题为《回归本原,促进股权和创业投资有序发展》的主旨演讲。在其后的日子里,这篇讲话在市场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杨运成是北京大学公共经济管理研究中心研究员、英国伯明翰学院客座教授、国家发改委培训中心客座教授,曾任北京城建集团投资事业部总经理、深圳市中科招商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深圳市中科招商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深圳市中科远东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在投资尤其是并购领域具备丰富的理论积淀和实战经验。为促进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回归并购投资的主流,他特于7月28日邀请专家举办了“并购投资闭门座谈会”并发表了独到见解。

  

中国企业家博士俱乐部副主席、北京云乐智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杨运成博士

  两类基金区别大

  杨运成认为,在私募投资领域,创业投资基金(VC基金)和股权投资基金(PE基金)之间有共同点,但也有非常明显的差异。结合对刘健钧博士演讲的理解,他将两者的共同特征归纳为三方面:第一,两者都讲求盈利性,而非公益性基金;第二,管理人、投资人和项目是基金的三大构成主体,其中涉及两大合同,即基金与管理人之间签订的委托管理合同、基金与被投企业之间签订的投资合同;第三,两者都涉及“募、投、管、退”这四个环节。“从各方面来看,它们都属于类金融的范畴,从宏观角度看,能发挥调整经济结构的作用。”

  杨运成非常赞同刘健钧博士的观点,认为当下业界应当更加关注VC基金与PE基金之间的差异,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两者的不同功能,分门别类地实施专业化管理,制定差异化的监管及扶持政策。他分析认为,两者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的区别:

  第一,被投企业的发展阶段不同。VC基金主要投资于中早期项目,而PE基金侧重于并购,既有上市前的并购,也有上市后的并购。

  第二,基金规模不同。VC基金大部分是项目基金或者产品基金,规模要小于并购基金。

  第三,投资的侧重点不同。VC基金与实业的结合更紧密,投资时侧重人、技术和产品。相比之下,并购基金更侧重资本运营和支付工具,特别是针对已上市公司的并购,或是上市公司对其他公司的并购。

  第四,地域跨度不同。VC基金通常关注某一个国家或地区内的投资,并购基金更倾向于跨区域、跨国界的投资,往往还会跨越多层次资本市场,如跨越一级、一级半、二级市场以及股市、债市等,还会开展跨产品的运作。

  第五,模式不同。VC基金遵循“募、投、管、退”的逻辑顺序,而并购基金通常会提前把这四个环节进行点、线、面的立体组合,往往是考虑好完整的退出渠道之后才会考虑投资,然后再谈募资。

  “不同类别的基金在经济结构转型的过程能发挥不同的作用,关键还是要看这些资源是不是通过市场手段来配置的,是不是用到了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当中,是不是向优秀的企业家集中了,还要看它们是不是有益于高新技术的发展、区域经济结构的调整,包括是不是增加了税收等等。只要是通过正当金融手段开展的投资活动,能对国民经济发展起到推动作用的,政府都应当大力支持。” 杨运成说。

  

杨运成应邀担任央视证券资讯频道评论嘉宾

  私募挂牌显差异

  2016年5月27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布《关于金融类企业挂牌融资有关事项的通知》。针对前一时期私募投资机构在新三板资本运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该通知划定了私募基金挂牌的八道门槛,故而被市场人士称为“新八条”。

  “新八条”对PE和VC的挂牌门槛作了区分:PE管理机构挂牌须管理基金总规模50亿元以上,VC管理机构挂牌仅须管理基金总规模20亿元以上。这鲜明体现了监管部门对PE和VC实行差异化扶持和监管的理念。

  但是,实践中如何避免PE管理机构借VC管理机构之名,规避PE管理机构的高门槛?特别是如何避免证券类私募基金管理机构借PE甚至VC管理机构之名混进新三板?

  杨运成介绍说,过去在发改委监管时期,PE和VC之间以及它们和证券基金之间的边界十分清楚:VC不得介入上市公司股票投资,但是所投资企业上市后继续持有及持有股票的配股除外;PE可以投资各类非公开发行和交易的股权(包括未上市和上市公司的非公开发行和交易的股权),但是不得从事二级市场交易。

  2014年,证监会发布了《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却并未对PE和VC之间以及它们和证券基金之间的边界作出准确区分。也正因为这个原因,目前在证监会监管的创业投资基金反而需要重新到发改委系统备案并年检确认为是真正意义上的“创业投资企业”,才能享受财税扶持政策。

  既然此次证监会私募挂牌门槛对PE和VC管理机构实行了区别对待,相信后续有关政策应该会对PE和VC作出准确区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私募挂牌政策中已经明确“募集资金不存在投资沪深交易所二级市场上市公司股票及相关私募证券类基金的情形”。对这一条如何执行,可能需要考虑两方面问题:一方面证监会的后续政策必须明确PE和VC之区别于私募证券基金的边界,以避免证券类私募基金管理机构借PE甚至VC管理机构之名混进新三板;另一方面宜将投资上市公司定向增发股票和私下协议受让上市公司股票与作为“投资沪深交易所二级市场上市公司股票”区别开来,从而为PE基金私下收购上市公司留下空间,促进PE投资并购化。

  杨运成表示,从刘健钧博士的主旨演讲看,为引导创投基金支持创新创业,今后创投基金不宜再介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这和过去十部委《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是一脉相承的。从便于给创投基金创造差异化宽松监管环境、加大政策扶持力度考虑,明确这种规定也是十分必要的。同时,刘健钧博士也指出,私募基金可以从事上市公司定向增发和协议收购上市公司,只是这样就不宜将之定位为“创业投资基金”,将之定位为“股权投资基金”好了。

  

杨运成在企业家领袖经济合作论坛上演讲

  并购策略各不同

  据统计,全球跨国并购中超过50%的案例有并购基金的参与;国际私人股权投资中,70%的收入来自于企业兼并重组业务。国际经验表明,并购基金是助推企业并购重组的重要力量,经常在并购过程中起到关键性作用。

  作为并购领域的专家,杨运成对并购有独到而深刻的理解。他指出,并购基金的推动力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通过并购基金的介入,发挥并购基金的品牌效应,可以帮助并购企业引入和网罗更多资源,将加大企业并购的成功概率;第二,不同于产业投资人的并购思维,更多时候,并购基金会和产业投资人一起做并购投资。通过并购基金和产业投资人在理论与实践方面的完美结合,增强双方对行业深度的直接感受度,避免单一投资人“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弊端,实现双方合作共赢。第三,并购基金拥有多方面的专业化能力,资本运作财技娴熟,能在提供安排资金、梳理管理系统、制造行业协同效应和引进技术要素方面提供充分支持,为并购方在竞争策略制定、市场定位、产品开发、财务控制等诸多业务层面提供咨询服务,尤其能在提高整合效益方面提供更多的增值服务。

  中国经济的高增长阶段已经过去,接下来的重点任务是产业整合。目前,国内并购市场热点不断,在此背景下,并购基金逐渐成为并购市场不可替代的重要金融产品。在此分析基础上,杨运成把当前市场上的并购模式分为以下八个大类:

  第一大类,借壳并购。这种并购又可细分为三种:一是交易中的并购,早期主要针对ST股票,今年6月17日证监会就“借壳新政”公开征求意见之后,交易对象逐渐过渡到准ST股票,以回避强制性退市的风险。“这不是炒作,也不是不规范运作,纯属监管政策下市场供需和金融创新的完美结合。”二是暂停后并购,因为根据监管政策,暂停上市的股票若符合条件,可恢复上市,其中套利空间巨大。三是终止上市后的借壳。根据证监会政策,已经被终止上市的股票,经过重组,三年后可以重新上市。“现在并购基金主要是围绕这三类项目参与。”杨运成说。

  第二大类,平台式并购。“我所思考的平台模式,是多元素的、集成的,同时对能量的聚集有巨大的辐射作用。很多的科技平台、网络平台,从上市公司的角度看,到股市里面就变成了资本平台。扣除壳里面的垃圾资产,扣除过往经历,代码本身可以构成这个平台,它看上只是一个数字,但是在中国特定的资本市场监管环境下,可以演化成一个平台。”杨运成分析道。

  第三大类,龙头类并购。万达集团旗下的万达院线为了缔造基于互联网的电影生态系统,近几年在国内外大举展开并购并积极整合上游业务,就是此类并购的典型。“在此种模式下,PE会选择介入具备以下六个条件的项目:第一,属于次新股;第二,属于新兴产业;第三,市值在100亿元左右;第四,公司扩张能力强,格局大;第五,过往利润水平在微笑曲线内,能保持20%?30%的年增长;第六,过往的资本积累主要通过实业公司取得,但上市之后是借助资本平台,靠更多的并购来完成。”

  第四大类,野蛮人收购。“野蛮人并购”一词源于著名私募基金KKR对大型烟草食品集团RJR Nabisco的收购,近期中国资本市场上的“宝万之争”唤起了人们对这一并购方式的高度关注。杨运成从经济学、金融学、法学三个角度谈了自己对“宝万之争”的看法:从经济学角度看,万科的合伙人制度、企业文化和资本结构都具有先进性,同时其股权分散,价值受到低估,这些特点使其资源具有稀缺性和可交易性;从金融学角度看,并购万科的风险可以得到很好的化解和转换。“并购行动失败的概率往往超过50%,参与的各方都懂得这个道理。但具体到万科这个项目,并购风险是可以转换和化解的,参与其中的高手早就算清楚了这一点。今年万科的利润是200亿元,如果持有20%以上的股份,按照会计法规定,可以进行权益核算,一夜之间就可以增加20%的利润。报表合并以后,净资产就增加了,这里面有很多的窍门。”从法学角度看,无论哪一方,在操作并购运作时必须遵守规范,履行责任。

  第五大类,“飞行模式”并购。近期的典型案例就是美的集团收购德国酷卡公司,“这种收购的实质就是运用拿来主义,上世纪日本用这种方式迅速壮大了本国经济。现在中国的高端装备制造业正处在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运用这种方式可以尽快突围。”

  第六大类,寄居式并购。典型案例是美利纸业增资控股云创数据,数据中心业务转而成为其重要业务,并带动了美利云股价的上涨。“这种模式下,并购基金不是大股东,也不是借壳,而是左手买进一个资产,右手将其装进上市公司,上市公司向其兑现一些现金、一些资产,各方皆大欢喜。上市公司因此增加了新主业并保留控制权,而基金一方也不吃亏,因为如果资产不装进上市公司,没有实现证券化的话,资产增值是很低的,一旦进入了上市公司,溢价就会很高。”

  第七大类,PMA模式。其中,P代表私募股权基金,M代表并购,A代表A股,以九鼎集团操作的一系列案例为典型。

  第八大类,PEWC模式。其中,PE代表金融资本圈,W代表全球,C代表中国,即金融资本圈进行全球化并购,将资产放入中国市场进行整合,典型案例如大型PE硅谷天堂主导的斯太尔对奥地利发动机厂商的收购等。

  “并购不是一种炒作,而是一种投资化。并购中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最有价值的并购是和A股挂钩的并购。中国崛起,资本放量,网络主导,这是我对未来趋势的预测。” 杨运成说。

  

杨运成在贤达论道(北京)交流会上演讲

  并购将成转型新力量

  中国的私募股权投资兴起以来,IPO一直是最重要的退出渠道,特别是在2010年,PE基金投资的企业在创业板上市后,基金的退出回报率一度可以达到10倍以上。2011年,中国创投行业进入重新洗牌期,市场估值持续下调,与之对应的,是IPO退出回报率持续下降。2012年境内IPO关闸,股权投资基金另辟转让、并购等退出渠道,以更加灵活地应对政策变化。2013年,共发生并购退出案例62起,占所有退出案例的27.2%,成为当年占比最高的退出方式。对此,杨运成点评说:“2012年IPO暂停以后,中国私募股权基金进入并购阶段,出现了许多模式:比如PE+上市公司、PPP模式、4.9X模式、定增+并购、寄居式并购等等。”

  自2011年硅谷天堂和大康牧业首创“PE+上市公司”模式以来,以这一模式为主设立的产业并购基金规模一度呈现“井喷”状态。对于这一模式,杨运成认为:“从GP角度看,PE加上市公司模式,可能是PE独立管理,也可能PE和上市公司联合管理;从LP角度看,上市公司一般要出资10%左右,主要资金还是由GP去募集;从项目角度看,‘PE+上市公司’的项目是围绕上市公司的主业来投资的,一般是产业链的上下游。对创投机构的好处,一个是能提升品牌形象,对GP募资会有很大的好处;对被投企业来说,好处是找到了专业性,因为上市公司了解行业上下游的情况,从专业角度看有互补性,从退出角度看也有保障。”

  对创投机构和上市公司来说,设立“PE+上市公司”产业并购基金可以实现优势互补:一方面,上市公司资源丰富,对所在行业非常熟悉,有很好的产业整合背景,可以利用资本市场,通过发股、融资、现金支付等方式进行并购。在中小板和创业板的助推下,上市公司正在加快产业化进程。中国有两千多家上市公司,这方面的潜在需求非常大。另一方面,上市公司自身体虚,必须靠外补。创投机构做一些并购在某种程度上也正好迎合了它们的需要,可以通过并购增加公司业绩,优化公司资产。而GP也需要这样的潜在买方,拓宽项目的退出渠道。因此,并购是双方都愿意做的事。

  “上市公司参与出资有三种方法,第一种是其自身发起并控股,也组建团队和GP;第二种是上市公司对创投机构开展财务投资;第三种是联合模式,大家在一个锅里吃饭。最后一种模式的一个问题是,里面的事情不太容易说清楚,比方说会不会涉及到内幕交易。”杨运成进一步分析说,在联合模式中,上市公司和创投机构会采用双GP的管理模式,其好处是能够整合行业力量、专业力量,问题是管理协调的难度较大,尤其当两个GP同样强势时,协调就更加困难。

  从历年美国私募股权基金的退出渠道来看,并购退出的占比始终超过50%,是最主要的退出方式。美国一共出现过五次并购浪潮:20世纪初,美国出现第一次横向并购浪潮。当时美国的工业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将近75%的公司因并购而消失,100家最大公司的规模增长了400%,控制了全国工业资本的40%;20世纪20年代,美国出现第二次并购浪潮。当时85%的企业并购属于纵向并购,将各生产环节统一在一个企业联合体内,行业结构呈现垄断特征,而且投资银行介入操作并起到主导作用;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末,跨行业并购使部分企业掌握了大部分市场,但分散化经营导致市场的集中度并未提高;20世纪70年代,美国出现第四次以金融杠杆为工具的并购浪潮。特点是多元化产品战略并购,出现了“小鱼吃大鱼”的案例;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美国出现以技术、市场为主要并购对象的跨国并购浪潮,并购资产规模巨大,强强联手产生了行业“巨无霸”。

  杨运成指出,相较而言,当前中国的并购市场发展正处于美国前两次并购浪潮所处的阶段,大多数行业仍处于高度分散状态。受资源短缺、环境保护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制约,并购重组将成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力量。

  

杨运成在投资中国 ? 博雅华商投融资峰会上演讲

  海外并购促中概股回归

  对创投机构来说,海外并购也是一种创造价值的方式,不少创投机构已在这方面斩获颇多。

  “企业到海外去开展资本并购的动机,与目前资本市场的估值和国际平均水平有很大差价是分不开的。国内市场的整体PE水平比美国市场高二三十倍,A股市场的PE少说有三五十倍,甚至多达七八十倍至一百多倍,因而存在明显的套利动机,但这种巨大的PE差异不会长久地持续下去。” 杨运成表示,“在这个特定的时间点,中国的资本喜欢到发达国家购买先进的技术和产品。美的以40亿欧元并购了德国最大的机器人公司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中国企业流行走出去的同时,中概股私有化的热度也持续升温。过去两年,选择私有化的中概股的数量不断增加。据公开资料显示,2015年中资企业在境外开展IPO的只有14家,为过去三年以来的新低。与之相对的是,2015年有33家在美上市的中概股收到了私有化要约。而2016年上半年,除了51Talk之外再无任何国内企业赴美上市的消息。

  按照业内专家的分析,大量中概股选择私有化不外乎与估值、交易、监管和套利这四个因素有关:在估值方面,赴美上市的中概股价值被严重低估,所谓的“华尔街不懂中国”让大多数的公司都得不到应有的估值。同时,中概股的交易量普遍偏低,而这相当于失去了持续融资的能力。在监管方面,中概股在美国受到严厉监管,中国公司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面对着强烈的法律风险,也给了做空机构可乘之机。还有一点就是,回归A股可能会实现股价大涨,所以不能否认,一些企业决定回归是为了套利。

  在杨运成看来,“作为一个阶段性问题来考虑,回归是一个正常的选择。第一个大背景是,金融危机导致贸易保护主义卷土重来,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越来越大,在美国上市没什么前途;第二个大背景是,中国的资本市场还不能很快地推进注册制,供给少,需求大,公司上市以后的交易曲线都是连续涨点。从更长的趋势来看,其中还存在‘羊群效应’,即你退市我也退市,你回去我也回去。”

  

杨运成参加会议

  理性投资,且行且珍惜

  “总体上看,中国的创业投资非理性的成分比较大,理性成分的比重要少一点。”杨运成分析说,这是因为“中国的商业不是市场经济的直接产物,是从计划经济中演变过来的。”

  中国的产业市场、资本市场以及监管还并不成熟,农业现代化仍处于早期,工业现代化特别是高端装备制造业还非常薄弱,第三产业在三次产业中的比重刚过50%,而发达国家的这一比重达到了70%?80%。“美国现在有8000多家社区银行,5亿美元就能成立一家银行。咱们是四大银行一统天下,每年银行的利润有1万多亿,实体经济发展却面临困难。银行本不应该赚那么多钱,这说明了中国金融环境的不成熟。”杨运成表示。

  “2000年的时候,证监会有8个文件上报国务院,计划开通创业板,当时PE都是奔着这个去的。但是谁也没想到,那时国务院没有批。”当时杨运成正在清华大学PE班讲课,针对PE的发展总结了以下几句话:

  “中小板块突起”,2004年中小板开了之后,到2007年上市了100家公司,但是交易并不活跃。2007年下半年,境内外市场形势一片大好。上证指数从年初的2727点一路飙升到6124点,那是个前无古人的时代。但也在那一年,中国股民经历了一场以二级市场为代表的过山车式发展。

  中小板牛市带来的是“基金铺天盖地”,投资高新股票也能大赚。“最高的倍数是我在2007年高交会上听到的,有一个基金赚了156倍。”对此,当时的杨运成感觉非常惊讶。此后,“PE机构各显神通”,“项目浑身牛气”,30倍PE起谈。杨运成推算,2007年PE有一万家,2011年至2012年迅速增长到两万家。

  杨运成总结的最后一句话是“前景扑朔迷离”。“看清了背景和演变过程以后,不难看出创投的主流还是存在非理性的。九鼎自己都承认,他们在2012年的时候已经非常困难了,如果没有新三板,基本上就要破灭了。”他说,“目前产业的、金融的、经济的环境,甚至是社会环境的不完全成熟,使得非理性比理性更适合生长。什么叫理性,什么叫非理性?理性就是且行且珍惜。”

  

  刹那无住,一路向前

  在记者看来,用“丰富”二字来形容杨运成的人生经历都略显单薄。对佛学深有研究的他自言,人生中曾经历四次大的转型,这一次次转型让他逐渐明晰了“刹那无住”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指引着他一路收获,一路走到今天。

  1974年12月24日,杨运成从河南宝丰应征入伍,到了向往已久的首都北京。那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大转型——从穷乡僻壤的下乡知青,成为繁华城市军营中的一员。

  那时的他不知何为“刹那”,也不知何为“无住”,只是怀着满腔热血,对身边的一切充满好奇。在新兵训练营,他在认真训练之余还写了一首《铁道兵赞歌》。后来,杨运成成为铁道兵十二师五十六团二营十连的给养员,在河北固安、任丘、涿县、廊坊和北京之间日夜奔波,为两百多位军人的衣食住行保驾护航。那时,他还不满20岁。

  1983年,部队集体转业至北京前,凭借出色的表现,杨运成当上了基建兵九支队五十一大队团领导的秘书。在此期间,为了充实自己,他还读完了山西语言文学自修大学的课程,并对英语文学翻译产生了浓厚兴趣。

  当时,杨运成为钻研翻译技巧下了很多功夫:啃下了厚厚一本《牛津英语词典》,熟记一万两千个单词;了解“of”的全部63种用法,甚至为了掌握连词“as”的用法还专门读了一本书;学习美国知名教授编写的《翻译的技巧》,研究《红楼梦》、美国小说《魔桶》、法国电影《被侮辱与被迫害的人》、日本电影《望乡》等书籍和影视作品的翻译技巧,等等。

  “那时候我对翻译特别有兴趣。翻译不仅是熟练运用英语的问题,还要掌握与文学翻译有关的作者生平、思想发展、艺术流派、性格特征,以及背后的历史、文化、宗教、艺术、军事、地理知识。只有掌握了这些东西,才能达到大翻译家严复的学术高度。”杨运成很希望朝着翻译家的道路进军,但由于工作性质、家庭条件的限制,这条路最终没有走下去。

  后来,北京城建四公司党委任命杨运成为第二工程处经营副主任,主管财务、预算、劳资,去拯救一个濒临破产的总人数达1200人的施工队伍。那一年,他刚过而立之年。

  因工作表现出色,不久后杨运成被提拔为公司企管科科长,同时兼任法制办、节能办、环保办、计算机室、经济活动分析办公室等多个部门的主任之职。为了适应工作角色的转换,他先后研修了中国人民大学党政干部基础科、北京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本科、清华大学建筑专业部分课程并都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

  杨运成坦陈,那时的他还是不知道何为刹那,何为无住,但是在工作之余,他开始从宏观角度思考国家、民族、改革、法治、市场等重大问题。1989年,他开始致力于在企业内部推行经理负责制。当时的他,完成了人生第二次大转型——从一名普通员工到企业领导者。

  1992年,杨运成调任北京城建集团商贸部总经济师,主管集团除建筑主业外的所有第三产业业务,包括餐饮、旅游、地产、保税区仓库、建材销售、农贸市场等等,涉及的拥有法人资格的公司超过160家。1993年,为了实践“科技型、人才型、规范型、效益型”经营理念,杨运成主导创办了北京海洋建筑工程咨询公司,广泛涉猎房地产经纪、开发区综览编写、诉讼代理和思维科学研究。

  1995年,杨运成主导应对了集团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专利诉讼。对此,他至今记忆犹新:“当时用3年时间聘请了16家院校的26位专家,查阅了北京市30家图书馆的资料,检索了36个国家的专利,最后从专利无效故而不构成侵权的角度入手,打赢了这场官司。”

  1997年,北京城建集团开始筹划上市,于1998年12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发行了普通股1亿股。在此过程中,杨运成可谓功不可没。企业上市后的两年间,他又参与主导了一系列重大资本运作,包括改制、资产置换,投资国信证券、中科招商、北科建集团等。

  2001年,杨运成正式进入私募股权行业,期间对深圳市中科招商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招商创投”)有深度的介入。

  资料显示,2001年6月,中国华录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城建股份有限公司(600266)、安徽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000596)、唐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东胜市鄂尔多斯羊绒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600295)以及单祥双控制的另一家公司共同出资3亿元,成立了中科招商创投。随后,此前成立的中科招商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增为2000万元,华录集团、鄂尔多斯羊绒、北京城建出资占股12.5%?15%,中科招商创投法定代表人、华录集团高管袁义祥,鄂尔多斯羊绒董事长王林祥以及北京城建高管杨运成各出资占股1%。此后的几年中,杨运成先后担任深圳市中科招商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深圳市中科招商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深圳市中科远东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

  至此,杨运成已实现了人生的第三次角色转换——从普通企业领导到上市公司高管。那时的他春风得意,不断取得新的成绩:在工作领域,担任北京城建董秘、副总、董事、党委委员;在学业方面,读完了民商法研究生以及北大光华管理学院CFA;在思想层面,完成了智慧模型的系统研究,“刹那无住”思想的萌芽已若隐若现。

  2006年,杨运成回到集团公司,担任总裁助理和投资事业部总经理,主管鸟巢、奥运村、五棵松文化体育中心等奥运项目的投资和21个过往投资项目的管理。他创造性地完成了定向增发和大非减持的“对冲”操作,实现了国有股权的保值增值。

  2011年取得瑞士维多利亚大学工商管理博士学位后,事业达到巅峰期的杨运成,出人意料地决定走出体制,自己创业,去寻找更广阔的天地。而人生的这第四次转型让他如鱼得水,收获了更多的成功。

  在跨境上市方面,杨运成尝试了“QDII+PE”投资(国电科环,01296.HK);在FOF领域,操作了联创矿业基金;在中概股回归方面,主导了HMA模式并购;在园区PE方面,参与了兰州新区建设;在新三板领域,投资了德鑫物联(430074)、基调网络(833015)、复娱文化(831472)、伊禾农品(430225)。在学术研究领域,杨运成完成了跨身心、跨学科、跨时空、跨系统的复合思维模型;在媒体传播方面,作为中央电视台证券资讯频道《深度》栏目的嘉宾,成功点评了上海自贸区试点、双汇收购史密斯菲尔德、新“国九条”、2015年市场策略、全国政协一号提案等热点新闻;在佛学方面,提出了以“刹那无住”为核心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刹那无住,这短短四个字,凝聚着杨运成大半个人生中的学习、实践和思考,也让他能时刻怀有一颗平常之心,从而参透了投资领域中的种种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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