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41岁登上人生高峰,弃笔从商,缔造了一座城

2016-10-19 10:15 在线教育 来源:思达派 查看原文

  我们来讲一位为了“国”而奋斗一生的读书人吧。

  1903年5月,日本大阪劝业博览会。一个拖着长长的辫子、穿着长袍马褂的中国人八进博览会现场,对启迪未来的新技术、新产品,表现了浓厚的兴趣。

  日本博览会上展示的电梯

  他就是有“状元实业家”之称的张謇。时年50岁第一次来到日本,完全掏的是自己的钱。

  他在日本逗留了70天,除参观大阪劝业博览会外,他“虚着心,快着眼,勤着笔”,先后踏足长崎、神户、大阪、名古屋、东京、横滨等20多个城市,参观了30家农工商企业和35家教育机构。

  当时日本东京街头

  日本媒体对张謇的印象是这样的:“晒得黝黑的脸、俊秀的鼻子、紧闭的嘴和瘦削的稍高的颧骨,下巴大,显现出一种坚强的意志。”

  他们还看出了这个人的不同之处:“张氏之行,与以视察为名而一般泛泛走马观花者大相迥异,此乃知识精英兼实行之勇士观光也。”

  50岁首次去日本的张謇,是为了学习

他41岁登上人生高峰,弃笔从商,缔造了一座城

  这趟日本之行,为张謇后来二三十年的实业振兴道路,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就在这次去日本的前几年,张謇,还是为自己的仕途而打拼的一介书生。

  从1853年出生,到1894年中状元,41年间,他的主要任务就是读书和赶考。

  作为一介贫寒子弟,科举之路并不平坦。16岁中秀才后,他又苦读26年,进出科场20多次,41岁时,方中状元,名满天下,官居六品,职位是翰林院修撰。他那务农兼做小生意的父亲,为此兴奋过了头,乃至撒手人寰。

  而在同一年,中日甲午海战爆发。中国一败涂地。签订了《马关条约》。国家的悲惨命运猛烈地撞击着张謇的心。他看到两国的巨大差距。

  甲午之败唤醒了张謇实业/教育报国之心

他41岁登上人生高峰,弃笔从商,缔造了一座城

  他认为中国的官场已经腐败透顶,读书和做官无法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现状。

  他从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那里得到启示——教育救国!

  要办教育,不能赤手空拳,只有先办实业。

  办实业,兴教育,才能强大自己的国家!

  张謇的心灵导师——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

  他实业救国的想法得到了当时朝之重臣、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的赞许与支持。

  1895年,张謇放弃了前途不可限量的官场之路,抛开了状元的本分,投身于陌生的工商实业和商界,回到家乡南通筹办大生纱厂。

  “三十年科举之幻梦,于此了结”。


  张之洞帮张謇完成了从书生到商人的转型

他41岁登上人生高峰,弃笔从商,缔造了一座城

  从1895年筹办,到1899年开机,筹办大生纱厂的四年,张謇单为筹集资金,就已焦头烂额。

  招股计划高达50万两,这不是个小数目。

  张謇既是大生纱厂的创始人,也是股东,只是他的股金不过区区2千两白银,其中的600两还是另一位创始人垫付,他的这点股金只占公司全部股金的0.4%。

  虽有官家在背后支持,但张謇在商界并无人脉,亦未积累信誉,南通和上海两地的商人并不肯轻易出钱参股。

  张謇独子张孝若后来回忆:“这四年间,我父奔走南京、湖北、通、沪各处,白天谈论写信筹画得手口不停,夜间又苦心焦想,翻来覆去,寝不安枕;官绅的接洽说话,一天几变,捉摸不定。有钱人的面孔,更是难看,推三阻四。上面的总督虽然赞助,而底下的官员没有一个不拆台。旁人也没有一个不是看好看。所谓人情冷暖,世态变幻,我父是亲尝而身受了,又是气愤,又怕办不成功……所以我父亲最初最大的成功,是完全建筑在坚忍的、勤俭的毅力上边。”

  这是一段艰苦卓绝的创业历程,何况他已年近50岁,如果没有坚强的意志, 创业极有可能半途而废。后来,他对下属说:“一个人到了危难的境遇,还是要抱定牙齿打落在嘴里和血吞,连手都用不着去摸肚子。”

  历经4年艰难,张謇终究把大生纱厂建了起来,可喜的是,纱厂第二年就实现了盈利。而同时期全国商办的机器纱厂不过七八家。

  清朝一共出了114位状元,亲自开办工厂的,除了张謇,还有同治状元陆润痒,只是他热衷的是仕途,仅仅办了两年多的工厂,就重返官场。

  而张謇,办了两年多的工厂,又开始积极筹办通州师范学校,与实业相比,张謇更感兴趣的是教育。

  张謇提出了“父教育,母实业”的观点,以实业利润反哺教育,以教育人才推动实业发展。

  无论是民办实业还是新式教育,在20世纪初始的中国,都是新鲜事物,如何一一发展起来,没有先例可循。

  而此后20年,在南通,张謇不仅创办了数十家企业,成就商业帝国,他还用企业的利润和自己的收入,创办了 240多所小学、6所专科学校、1座博物馆、1座图书馆、1个气象台和16家慈善组织。

  张謇一人缔造了一个城——南通

  筹办通州师范学之前,张謇曾上书两江总督刘坤一,希望政府兴办新式学校,他甚至还拟定了兴学的次序和中小学的课程。刘坤一身边的官员极力反对,上书未被采纳。

  张謇在日记中写道,这反而激发了他自己办学的热情,“乃谋自立师范学校”。

  虽然科举造就了他,但他却公然提出“废科举,兴学堂”。

  在他看来,科举制度之下的读书人,“从小到老,从读书到做官,埋了头,捧了书,执了笔,只是为了赶考;先关在家里,再关到场里,拿一个人的活气灵气,都斫丧完了”。

  后来八国联军的枪炮逼得慈禧西逃,这才在反思中开始了一场勉强的“新政”,并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算是给张謇创办新式学校提供了政策支持。

  在办学上,张謇绝不盲目、随意,反而思虑缜密。他对周围人说,普及教育就要多办小学,办小学需要师资,所以首先应办师范学校。

  张謇戴着小帽,穿着青衣,坐着独轮小车,亲自选择办学地点,最终选了败落的千佛寺,一座始建于明朝万历年间的寺院。接着对寺庙进行改造和新建,他甚至亲自参与测量、设计绘图。

  学校开学前一晚,张謇亲自拿着锤子,为每个学生宿舍钉门牌,一直忙到后半夜。

  1903年4月23日,通州师范学校本科生复试,试题由张謇亲自拟定。当日监考老师中的一位年轻人,日后成为了名震华夏的国学大师,他就是王国维。

  一位叫陈衡恪的人也来此当了老师,任教4年,教的是博物学科,他是国学大师陈寅恪的哥哥,后来成了著名画家。

  从筹办开学,到1907年,通州师范学校的办学经费多达18万两白银,三分之二来自大生纱厂的分红,三分之一是张謇、张詧(张謇的三哥)等人的捐款。

  张謇说“ 家可毁,师范不可毁”,因此他格外注重师范学校办学经费的可持续,多次董事会会议专门讨论办学经费。


  1911年,张謇提议,通海垦牧公司的450股作为校产,捐给师范学校。通海垦牧公司由张謇创办于1901年,开垦海边的滩涂,直到1910年才开始盈利。

  在1903年的赴日考察期间,他还对日本的各类学校进行仔细考察、研究。他到达日本的第一站是长崎,下了船便立即访问私立鹤鸣女子学校,教学内容、师资、学生和经费等各个方面,他都一一询问。

  此后,他还访问了幼儿园、小学、女子师范学校、工业学校、医学校、染织学校、商业学校和高等师范学校。学校建筑和课业内容,他都详细得问清楚;学生所用桌椅的尺寸,他亲自测量并记录下来;即便是厕所,他也仔细查看。

  回国后,他几乎将在日本所看和所学,完全复制到了南通。

  他甚至还专门为师范学校聘请了十多位日籍老师。

  从日本归来的第二年,张謇创办了女子师范学校,还在出生地海门常乐捐资创办了第一所小学。

  创办小学时,张謇对施工工人提出了严厉的要求,“30年不要动斧头凿子”,此后遇到台风,周围房屋倒塌,唯独学校的建筑屹立不倒。

  接下来的几年还出资创办了铁路学校、农业学校、商业学校、银行专修学校等。

  受张謇影响,他的夫人拿出私房钱捐资办了一个幼儿园一个小学,他的儿媳妇也捐资办小学。

  大生纱厂开机后的23年里,获得纯利1161多万两,1907年开机的大生二厂,在此后的15年里,获得纯利500多万两。

  尤其是1913年到1922年,因为世界列强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国内纱厂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期。

  庞大的利润以及张謇的丰厚收入,支撑了南通教育的快速发展。

  1912年,是张謇的六十大寿。本该值得花巨资隆重地庆祝一番,他却把宴客的钱和亲友的馈金一并拿出,建立了南通第一家养老院,能容纳120人。

  他还约定十年后的七十寿辰再捐赠一所养老院, 1922年果然如约,又建造了南通第三养老院。能容纳146人。此期间,张謇创办了南通第二养老院。

  谈到创办养老院的原因,张謇说,

  “慈善事业,迷信者谓积阴功,沽名者谓博虚誉,鄙人却无此意,不过自己安乐,便想人家困苦,虽个人力量有限,不能普济,然救得一人,总觉心安一点。”

  大寿过后没多久,张謇又亲自忙着筹建并规划残废院和盲哑学校。对于残废院收养的人,张謇规定凡是残废者,不论年龄,不论籍贯住所,均可入院,包办吃饭穿衣。

  创建一所慈善性质的盲哑学校,是张謇多年的心愿。

  1912年,除了筹建数所慈善机构,张謇还一口气筹建了数所学校,包括医学专门学校、纺织专门学校、水产学校和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等。

  从1912年开始,张謇的慈善医院、贫民工厂、济良所、残废院和戒毒所先后创建。

  有外国人到南通参观后,发现南通街头没有乞丐、醉鬼、流浪者,原因是,一则农工商企业吸收了绝大多数劳动力,二则孩子都有学可上,三则慈善机构收治了老弱病残群体。

  这些慈善机构的费用,都是张謇和亲人的私财捐赠。用他的话就是,“系自动的,非被动的,上不依赖政府,下不依赖社会,全凭自己良心去做。”

  育婴堂建成之时,张謇选择了一个新的捐资办法,即卖字筹钱。当时计划每个季度卖字得500两即可,一年便有2000两的收入,足够收养一百多名婴儿。

  此后,他还登报启事,为残废院和盲哑学校卖字筹钱。

  1922年,大生集团开始亏损,张謇的分红和收入迅速减少,直接影响了慈善事业,他再次登报卖字筹集善款。原本限定一个月的计划,持续了两年多,直到1924年张謇已是72岁的高龄方才停笔。

  去世前一年,即1925年,张謇公开说,二十多年中用在教育和慈善上的工资和分红,高达150多万两。

  张謇说:“国家之强,本于自治;自治之本,在实业教育,而弥缝其不及者,惟赖慈善。”在他看来,实业、教育和慈善,三位一体,构成现代地方自治,也构成了“南通模式”。

  张謇耗费后半生,将南通发展出现代的模样,成绩斐然引来无数瞩目,不少实业家竞相学习模仿,荣德生、卢作孚、穆藕初和范旭东等,后来都学得有模有样。

  读了几十年的儒家经典,张謇是地地道道的儒者,在他看来,“人单单寻钱聚财不算本事,要会用钱散钱”。而他的一生,为了教育,为了慈善,散尽家财,的确做到了这一点。

  作为儒者,他对自己的要求甚高,不赌博不喝酒,所好者除了读书写字作诗,就是听京剧。

  他生活节俭,吃饭以素为主,平时穿布衣布鞋,衣服破了总是打补丁后接着穿。

  有公司职员后来回忆,张謇跟人说话并不颐指气使,很有礼貌,脸上总是带着笑容。

  他一生脚踏实地做事,当地百姓始终记得他的好,没见过他做过坏事。

  只是晚年与有“绣神”之称的江南才女、张謇所创女红传习所的所长沈寿传出一件绯闻,一番沸沸扬扬之后,归于平静。

  1922年,张謇迎来70大寿,也迎来了人生的高峰。在北京、上海报纸举办的成功人物民意测验中,投票选举“最景仰之人物”,张謇获得最高票数,超过当时还健在的“国父”孙中山。

  这一年,张孝若到上海拜见孙中山,孙对张说,“我是空忙,你父亲在南通取得了实际的成绩”。

  积攒近30年方达到人生高峰,而之后,则是直线下挫。1922年,纺织市场风云突变,棉贵纱贱,大生纱厂出现亏损。张謇四处融资,却障碍重重,因为之前企业已经债台高筑。

  大生盈利一直丰厚,雄心勃勃的张謇因此投资创办了数十家各类公司,但多数都没有盈利。

  企业盈利时,利润大多被股东分红,同时投入教育和慈善事业。

  企业发展顺风顺水惯了,而没有懂得“现金为王”的道理。市场一旦不好,资金链则断裂。

  张謇最后意识到问题所在时,他已不能两全。

  七十多岁的张謇奔波了三年多,企业仍没能起死回生,大生纱厂资不抵债,不得不由债权人接管。他被迫退居二线,做了名义上的董事长。

  胡适评价张謇:

  “张先生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他独力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30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终于因为他开辟的路子太多,担负的事业过于伟大,他不能不抱着许多未完的志愿而死。”

  张謇去世40年后的一天,他的坟墓被hwb砸开。

  张謇的孙女张柔武,在现场目睹了这一切,当棺木被砸开,她看到祖父的陪葬品,只有一顶礼帽,一副眼镜,一把折扇,一束胎发,一颗尽根牙。

  本文参考了《中国慈善家》杂志“有愿景的钱在改变世界”专刊宋厚亮文章《大德张謇》,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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