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探索

从限塑到禁塑，可降解概念早已进入公众视野，但相关环保产品始终不温不火。

“做降解产业，首先要想方设法活下去，保证企业不被‘降解’。”这是湖北多家生物降解企业的心声。

十余年来，这些企业苦练内功，不断突破技术壁垒，终于守到了政策的风口。

为支持生物降解企业做大做强，近日，华丽环保等5家企业获批享受湖北省重点资金扶持。

华丽环保

图摄于2020年南京国际塑料展 武汉华丽环保展台

坚守20年成“世界第二”

11月5日，中国塑协降解材料专业委员会2020年年会在南京闭幕。“会场里座无虚席，大家都在讨论禁塑和降解，全社会对生物降解材料的热切期望已进入白热化。”武汉华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立斌满心感慨。

从9月9日起，张立斌就多了一个身份：武汉市塑料行业商会会长。

作为新成立商会里唯一的生物降解塑料企业，新会长被寄予厚望：希望华丽环保带领武汉传统塑料企业提档升级，拿出治理塑料污染的“武汉方案”，打造环保绿色产业链。

2000年，因接触到国外可降解塑料技术和产品，创始人张先炳放弃房地产，创办生产可降解环保产品的企业华丽环保。依托华中农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高校科研团队，华丽环保通过淀粉改性，研制出全生物降解塑料。张先炳说，仅试验就用了400吨淀粉。

图摄于2020年南京国际塑料展 武汉华丽环保展台

参考传统塑料加工设备，华丽环保从零开始，自主研发生产设备。4年后，华丽环保有了第一条生产线，设备出口韩国，8年后实现工业化。从材料改性到加工工艺，华丽环保拿到40多项发明专利。

图摄于2020年南京国际塑料展 武汉华丽环保展台

彼时，非但国内没有市场，就连张先炳的儿子张立斌都不太明白什么是“可降解”。直至2008年，华丽环保的产品通过比利时OWS（全球最权威生物降解材料检测机构）检测，先后获得欧美生物降解塑料认证，张立斌才体会到，父亲想做的，是为子孙后代考虑的事业。

图摄于2020年南京国际塑料展 武汉华丽环保展台

此后，华丽环保明确策略：先做国外市场，等待中国市场。

等待期间，华丽环保不仅参与生物降解材料国标起草，还成为国家生物降解材料产业化示范基地，并通过持续的技术革新，降低可降解塑料的成本。

如今，华丽环保已形成年产4万吨生物降解原料的产能，其生产的生物降解塑料原料大部分出口欧美，成为世界第二大、全国第一大淀粉基生物塑料制造商。

随着绿色发展日渐风行，可降解产品的国内市场逐步升温，华丽环保开始拿到来自沃尔玛、永旺、菜鸟等企业的全降解塑料袋订单。从不被认可，到现在咨询、下单的人越来越多，张立斌感到欣慰：等了20年，曙光终于来了！

图摄于2020年南京国际塑料展 武汉华丽环保展台

“5年前，一吨可降解塑料袋原材料价格是4万多元，现在2万多。”张立斌说，华丽最大的贡献，就是降低了可降解塑料的成本。他希望，能与湖北塑料加工的上下游企业共同携手，直面禁塑，绿色发展。

易生新材

图摄于2020年南京国际塑料展 光华伟业展台

“曲线自救”等来春天

近日，孝感市易生新材料有限公司新建厂房已经落成，预留的70亩地也将很快动工，为生物降解改性料扩产作准备。

“终于等来了春天。”董事长杨义浒满面喜悦，忙着联系下游塑料加工企业，邀约他们来湖北合资办厂。

厂房外，易生新材生产的3D打印耗材正装箱等待出口。作为全球最大的消费级3D打印耗材供应商，易生新材并未受到疫情影响，订单量比去年增长2到3倍，今年3D打印耗材产值预计1.5亿元。

图摄于2020年南京国际塑料展 光华伟业展台

一家生物降解材料研发生产企业，为何会进入3D打印领域？

2002年，北大哲学系毕业、曾在机关、国企工作14年的杨义浒看准了新材料商机，下海创办深圳光华伟业股份有限公司，主攻PLA（聚乳酸）——以乳酸为原料聚合而成的生物降解材料。

从乳酸加工成聚乳酸，改性后得到可生物降解原料，将原料做成各类降解产品，这是杨义浒最初的想法。

“加工成刀叉勺、塑料袋，但叫好不叫座。”杨义浒并未气馁，尝试过各种产品后，最终找到以3D打印为突破口。2008年，光华伟业在孝感办厂，易生新材诞生。性能好、成本低的3D打印耗材，迅速在海外打开市场。

杨义浒没有止步于此，他仍在探索新材料的攻坚研发。“做聚乳酸材料，欧美是老大，但怎么化学回收，我们可以研发。”多年来，易生新材打通技术壁垒，产品废料经化学回收，最后又变为聚乳酸，形成完整的环保闭环，该技术也取得了中美两国的发明专利。

图摄于2020年南京国际塑料展 光华伟业展台

回望来路，杨义浒说，是靠3D打印“曲线自救”，帮企业在生死竞争的市场中撑到今天。眼下，降解产业曙光显现。今年底，易生新材生物降解改性料产量将达1.2万吨，预计产值超2亿元，明年有望翻番。

光合生物

可降解农膜铺向全国

10月14日，湖北光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展厅内，全生物降解的咖啡胶囊、快递袋、牙刷、面霜盒等产品琳琅满目。执行总裁谢磊拿起一个几年前生产的快递袋，轻松撕开。“放在空气中超过半年之后会慢慢偏脆，容易撕开，这是全降解材料的特点。”

湖北光合生物生产的各类全生物降解产品，如面霜盒、化妆瓶等 图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胡弦  

父亲谢招旺，浙江温州人，1983年来湖北创业。“父亲还是想做一家可持续发展的企业，2006年决定进入高分子、新材料领域。”谢磊介绍，2010年，光合生物成立，以聚乳酸（PLA）为原料，做全生物降解改性料。

与中科院长春应用化学所合作成立联合实验室，光合生物在降解领域不断创新：能降解的文具、笔、信用卡、名片、高尔夫球丁……“开始几年都在烧钱，烧了2个多亿。”谢磊说，最初技术并不成熟，产品性能不稳定，高尔夫球丁过了两个洞就断了。

光合生物真正的市场化销售始于2016年。第一款产品是100万个可降解快递袋，订单来自菜鸟。随着技术逐渐成熟，光合生物凭借可控全生物降解地膜打开市场。“所谓可控，是指不能降解过早，也不能过晚，要等农作物收成后、在规定时间内实现全生物降解，变成碳水化合物，对土壤零污染。”谢磊说，各地土壤、温差、日照条件不同，降解地膜每到一地，就要重新试验，光推广就需一两年。

实验周期长、技术难度高，降解地膜这块“硬骨头”，一般企业不敢轻易涉足。光合生物已将产品卖到了新疆、甘肃、云南、重庆多地，并成为农业农村部农膜污染防控重点实验室科研基地，参与地膜国标制定。“地膜是刚需，明年会占据我们60%的销售，成为主打产品。”谢磊信心满满。

前景展望

降成本 仍是生死关

10月22日，华中农业大学教授熊汉国从办公室里翻出15年前生产的全生物降解餐碗，叹息道：“湖北的产业化开始得很早，但大部分企业已不复存在，生产这只碗的企业也死掉了。”

熊汉国记得，上世纪80年代，华中农业大学已着手研究化解白色污染，寻求可替代路径，并很快拿到淀粉塑料（全生物降解路径的一种）的成果鉴定。当时，国内鲜有同行。

“90年代，湖北就有了一批从事全生物降解产业化的企业。”熊汉国说，湖北是全国较早开展全生物降解塑料研发和产业化的省份。从成果鉴定、科研论文到产业化的企业数量、规模，应属全国前列。

然而，新生事物很快遇到危机。“当时，普通一次性塑料碗，一个只要1毛钱，杯子2分钱，但是降解塑料做出来的产品要贵2倍左右。”熊汉国说，不仅成本降不下来，技术没有完全突破，生产效率不高。

“像这样的碗，一分钟只能做8个，普通塑料一分钟可以做100个。”熊汉国拿起手中的碗，对多年前的数据仍印象深刻。

一批企业相继“阵亡”。但熊汉国的研究并没有停止，从餐具、农膜到儿童玩具、宠物玩具，他尝试了多种淀粉塑料产品。

“当下，可以说机会来了。”熊汉国说，和当年比，现在的技术成熟了，生产效率也提高了，但仍要重视降成本。目前，以可降解塑料袋为例，仍比普通塑料袋贵一倍左右。他建议，湖北企业应吸取前车之鉴，努力降低全生物降解塑料制品的成本，提高其使用性能，才能更好把握风口。

降成本，也是多家生物降解企业多年来技术攻关的重点方向。2007年的限塑令，曾让他们看到了一线希望，但很快落空。因为塑料袋由免费改为收费，并不能帮可降解产品生产企业拿到订单。加之产品成本居高不下，始终难以扩大市场。

这次禁塑规定下，产业风口终于降临，能否快速抓住商机？

10月21日，荆门市率先在全省印发加强塑料污染治理方案，2020年底县级以上建成区的重点领域将禁用不可降解塑料袋。荆门本地市场也在释放需求。位于荆门市的湖北光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执行总裁谢磊介绍，今年，有本地医院开始向光合生物采购可降解药品袋、CT片子塑料袋等。

“大型商超也在询价，但他们嫌贵。”谢磊认为，一次性包装领域市场较大，但目前可降解塑料成本较高，可由政府主导，机关、国企先行采购，待规模化生产后，成本会逐渐降下来。

历经20年市场考验，武汉华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立斌对来之不易的风口尤为珍惜。“华丽已经通过技术降低了成本，我们可以和任何企业合作，帮助大家把市场共同做大，赢得消费者青睐。”

文章来源：湖北日报全媒 记者 胡弦，艾邦编辑部分配图